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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治乱更替的一点教训

2019-03-17 来源:未知 责任编辑:-1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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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乱世,主要研究社会治理的问题。天下为什么这样乱,如何治理才不乱。政治哲学对社会状况有两种概括:治世与乱世。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,就是乱世。治世就是天下安定。治世可以有许多等次,最高的为盛世,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风尚诸方面都有所表现,反映这些特殊表现的文化就是盛世文化。

  抛弃制度,随心所欲,富的人越富越贪利,穷的人违犯禁令而无法禁止。这就是社会难以治理的原因

 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是汉唐盛世。汉朝的盛世,经济状况保存在《史记》《货殖列传》和《汉书》《食货志》中。也散见于《盐铁论》《论衡》。政治状况在陆贾《新语》、贾谊《新书》、桓谭《新论》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纪传中都有所表现。社会风尚则广泛存在于汉代各种典籍中,《白虎通义》与《潜夫论》则是重要典籍。董仲舒的代表作《春秋繁露》对汉代盛世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风尚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所反映,并作理论概括,形成汉代盛世文化的经典。

  盛世时代,经济发达,社会稳定,贫富差距因此不断扩大,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。在汉代就出现“富者田连仟佰,贫者亡立锥之地”的现象,这样就导致“贫民常衣牛马之衣,而食犬彘之食,重以贪暴之吏,刑戮妄加,民愁亡聊,亡逃山林,转为盗贼”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,盗贼多了,社会怎么能安定。一般人太富了就产生骄,骄在社会上引起民众不满,骄的人多了,到处都有不满的民众,得不到政府的保护,就会被逼造反。天下也一样不能安定。董仲舒作了这样的论述:

  贫者穷急愁苦,穷急愁苦而上不救,则民不乐生;民不乐生,尚不避死,安能避罪!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

  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乱?从历史上看,主要是贫富不均,两极分化。富贵之家利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,与民争利,民怎么抵挡得住呢?富贵之家不断地聚敛财富,盘剥百姓,使人民逐渐贫困化。很多穷人不怕犯罪,不怕死,天下就大乱了,刑罚是禁不住不怕死的人的。

  大富和大贫在中国古代那种制度下,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。抛弃制度,随心所欲。欲望没有穷尽,这种发展趋势也没有尽头。富的人感到不能满足,小民却十分贫困。富的人越富越贪利,也越不肯行义。穷的人每天违犯禁令而无法禁止。这就是社会难以治理的原因。

  孔子说:“不患贫而患不均。”董仲舒认为“不均”,“有所积重,则有所空虚”(《度制》)。一些人财富积累多了,另一些人就贫困了。圣人了解一般人的性情,知道乱是怎么产生的,所以就作出规定,使人有贵贱富贫的上下差别,“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,以此为度而调均之,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,故易治也。”(《度制》)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尊贵而又不至于骄奢,使穷的人足够生活而又不至于忧愁,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调均,这样就可以使财富不匮乏而上下可以相安,所以就容易治理。

  简单地说,盛世的特点就是安定和富足,富足以后,就出现奢侈、攀比,接着就出现贫富两极分化,极富与极贫都成为不安定因素。盛世中,先是经济发展,政治稳定,人民生活普遍提高,一片繁荣气象。逐渐出现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、攀比之风,接着,官员腐败、滥用权力、贪污受贿、色情泛滥,于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,一边富者乐极生悲,一边穷者无法维持生计;一边被逼造反,一边无力,两者结合,最终结果,王朝灭亡,改朝换代。

  政治是社会管理,是管理众人的事。董仲舒讲:“君人者,国之元。发言动作,万物之枢机。枢机之发,荣辱之端也。失之毫厘,驷不及追。故为人君者,谨本详始,敬小慎微。”(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)天子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都会对千里之外的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天子的言行是好的,就会产生好的影响;如果不好也就会产生坏的影响。因此,国君和各种决策人物,都应该谨慎。中国历代思想家都非常认真地研究天子这个角色。总结出天子应该遵循的法则,即所谓“君道”。君道的第一要义是修身。

  在盛世社会风尚与文化方面,董仲舒概括出的“三纲五常”就是最集中的表达。三纲指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。这对整个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。也是大一统所需要的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,有爱心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没有一点爱心,什么也谈不上。义者宜也,宜就是适宜,合适、合理的意思。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意义,追求合理则是普遍价值观。礼虽然也不断演进,但不能没有。礼之用,和为贵。礼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。没有礼,社会就乱了,就没有秩序。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,不论仁爱,还是正义,还是礼节、礼仪,都需要懂得其中内涵,否则就可能乱用,出错,适得其反。智不仅是知识,更重要的是智慧,能够真正掌握社会规范,灵活运用,收到好效果。最后是信,那时已经进入盛世,经济贸易广泛进行,诚信是经商的重要原则。而在社会生活中,人际交往中,都强烈需要诚信。为什么用“常”?说明这五项原则是要经常实行的,也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,是最一般的最基础的最普遍的。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伦理底线。这些理论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。

  在中国历史上,许多朝代都有过盛世,也都有不同的表现,如果联系起来研究,会提供更多信息,有经验,也有教训,都是很珍贵的。宋代司马光编的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二十四史》都有资源丰富经验深刻的政治理论。两个盛世可以进行比较研究。

  盛世都是开放的,开放的形式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,汉代通西域,唐代也通西域,汉代引进汗血马;唐代引进葡萄美酒夜光杯;明代通海上之路,引进很多奇异动物,包括孔雀、斑马、长颈鹿之类。

  盛世也有一些问题,这些问题开始只是萌芽,及时给予纠正,安定就会更持久,如果不加改革,萌芽就会逐渐发展,导致政府腐败,最后灭亡,接着就是朝代更替。这就形成中国二十四史。盛世的问题是什么呢?贾谊在《新书》中有许多论述,引在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的“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”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,由于只是萌芽,众人不知,而贾谊有先见之明,却受到利益既得者权势集团的排斥,逐出京师,客死他乡。过几十年,那些问题滋长,产生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的恶果。如果文帝支持贾谊改革,或可避免这场灾难。

  许多盛世都存在社会问题,防止这一方面的问题,就可能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。刘邦消灭异姓王,同姓的吴楚七国作乱。消灭了诸侯王,出现朝廷内的宫廷政变,太后干政,王莽夺权。以后,与皇后相关的皇亲国戚主政,与皇帝相关的太监主政,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轮流出现,这是中央集权下的必然现象。为了维持政权,古代也有过安排几个辅政大臣,共同辅佐皇帝掌权。最初有一定成效,经过一段时间,又由个别权势人物所独掌,陷入权臣独裁的困局。最后的结果,不是权臣夺权,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。家天下有过长治久安的时期,也有过盛世的辉煌,但终不能长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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